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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
我的家乡是一个环山抱水的小镇,据说地底是一块很大的平石,这个小镇的十万人口就住在这块大石上面,邻边的几次地震这里都安然无恙。老人们都说:“这块风水宝地,是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好地方。”
可就是这样连地震都不怕的好地方,却抵挡不了突然袭来的红色风暴,我的童年也就在这红色的旋涡中欲逃无力,失去了本来的色彩。
(二)
我的记忆中也曾有过快乐的日子。
我的爸爸是个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。凭着连指导员的档案,和一点自学的文化,被安排在一所小学任书记。妈妈曾是制材厂的女工,有了我之后连手续也没办就扔了工作。我们这样的三口之家,在镇上也是少有的。因为妈妈生我之后得了病,没有再生育,不然我也弟弟妹妹一大串了。
人口少生活自然就好。爸爸上班拿着五十几元的工资,妈妈把饭菜作的精细可口,屋里院内收拾的井井有条。其余的精力就全用在我身上了,晚上听着妈妈的故事睡觉,白天把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带出去玩,走到哪里都听到大人们“啧啧…”的夸赞声,同龄的孩子们羡慕的眼光怯怯的盯着我,笑盈盈围拢过来。
我七岁上学了,在爸爸的那所学校。我是班上最小的学生,爱唱歌跳舞。我的身边有许多的小朋友,总是快快乐乐的粘在一起。
这样的时光就象小溪一样自然的流淌着,简单而快乐。
想不到这样的日子却从颜色中毁灭,因为这种颜色没有预料到会冒犯另一种颜色(我宁愿想的这么简单)。
爸爸非常爱花,特别是山花。他说:“山花是不依附于人的,所以有着可贵的自然美”。每年初春,爸爸定是把开的最早的山花带回来。
一个星期日的早晨,正睡懒觉的我被浓浓的清香撩醒,睁开眼睛一看,桌子上、窗台上,插了满满的两个玻璃瓶鲜花。花儿是白色的,泛着浅绿的花瓣上还带着露珠。这是山丁子花,到了早秋,这些白色的花朵就变成了一串串火红的山丁子,孩子们都愿意吃。此时,这些白色的花瓣半开半合,在这不大的屋子里散发着早春的气息。
瓶里插不下了,爸爸舍不得扔掉,踩着蹬子,把最后的两枝花插在毛主席像镜框的夹缝里。
第二天的傍晚,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,他是爸爸那所学校下放的代课教师,要求回来上班。爸爸说:“当初我是按照文件要求作出的决定,如果你要回来,同样要有新的文件精神可以参照执行,因为下放的不是你一个人。”这个人说:“好,咱们走着瞧。”随即摔门而去。
(三)
一个平常的上午,课间的操场上突然沸腾起来,有人高声喊着:“快看哪,学校有反革命了!”我随着人流跑到办公室门前,见两侧的墙上贴着两张很大的白纸,黑色的毛笔字写着:打倒现行反革命***!爸爸的名字划着大大的红叉,像公审死刑犯的牌子。内容是:给毛主席像戴白花,恶毒诅咒伟大领袖…..。
我呆住了,不知怎样回到教室、怎样回到家。我被那红色的大叉锁住了感应、锁住了思考。在妈妈的怀里痛哭了一场才清醒过来。
已经深夜,从来不喝酒的爸爸还在那里自斟自酌,一边喃喃着:“白色有什么不好,她是鲜花呀,有生命还会有果实,是春天的象征啊…”。可怜的爸爸,用他在枪林弹雨的间隙学得的一点知识,试图解读现在发生的一切,是多么的无力。他怎么也弄不懂,一个为革命可以在战场上不要脑袋的人,怎么可以用一枝花来反革命?“哎,红色的花或许没事情…。
听着爸爸的自言自语,突然注意到现在的奇怪现象。窗户上贴着红色的“忠”字,脖子上挂着红色的心形,胳膊上带着红色的袖标,手里拿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,喉咙里唱的《东方红》,这些常规没有人敢不遵守,而且天天都有人把名字改成“**红”。还有许多不知什么原因而发红的眼睛。
第二天,上课的零声响了,走进教室的是那天找爸爸说“走着瞧吧”的那个人。他说:“从今天起,我是你们的班主任。现在点一下名字。”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,用激动得发红的眼睛死死的盯着我说:“哼哼,是你呀?”我木然的坐下,想起那天他说的话:“走着瞧…”。
这节的语文课没有上,新班任给我们讲:“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了,我们要争取加入红小兵,首要的条件是,和反革命的狗崽子划清界限,比如,我们班有…..”。
放学了,原来一直结伴同行的同学没有等我,在前面飞快的跑着,我知道是在躲我,就象躲避瘟疫。
今天下午停课开批斗会,同学们围成一圈,爸爸在中央被两个年轻的男老师揪住脖领来回推着,红小兵的批斗发言不时被“打倒….”的口号声间断。我没有跟着喊口号,老师把我从后排拉倒前排,爸爸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我:“跟着喊吧…”。
爸爸还是按时上班,每天的任务就是被批斗和扫操场。
我除了下课的间操和上厕所,都是在教室里看书。因为出去也没人和我玩,我也就没了玩的兴趣。这时的教室最安静,我可以静静的看毛主席诗词,这段时间反而成了我的期待。
课间,我正读的专心,老师走了进来“偷着看什么书呢?”,拿到手里翻了一下无奈的还给了我。然后悠悠的说:“最近怎么听不到你唱歌了,你不是百灵鸟么,哑了?”我直直的看着老师的眼睛,觉得眼前的这个老师太卑劣,就象一个小丑。
一天晚上,家里来了一伙戴着红色袖标的人,乱翻了一阵后,把爸爸带走了,说是集中反省。
(四)
妈妈病了,没有做早饭,我煮了四个鸡蛋,自己吃了两个,给妈妈放在床头两个。
当天晚上,居委会组织开会,组织者是爸爸同事的妻子。她义愤添膺的说:“反革命家属早饭之前没有唱《东方红》,没有向伟大领袖致敬,这是…。大家不仅要划清界限,还要继续揭发其反动行为,把反革命家属揪出来,明天居委开批斗会。”正在发烧靠在我身上的妈妈张着干裂的嘴唇说不出话来。我不知道哪来的胆量,大声喊着:“我妈妈生病了,要斗就斗我吧。”
从那天以后,每天都不敢疏忽:三餐之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,早餐唱《东方红》,晚餐唱〈大海航行靠舵手〉。
二十几天没见到爸爸了,不到月底是不让探望的。通知下午不带书包开批斗会,怕见到爸爸,又盼望见到爸爸。想不到对于亲情的思念要寄托在批斗会上,这是怎样的矛盾啊?
这次的批斗会又添了新花样,一共四个人,每个人抱着一个大窝瓜,这样不但头要底下来,随着窝瓜越抱越沉,腰也弯了下来。爸爸更瘦了,渐渐的体力不支,猛然倒在地上,被红卫兵拉了下去。回到家里妈妈问我,:“批斗会见到你爸爸了么?”我说:“批斗会没开”。
我们学校有个“红孩子宣传队”,闻名全省。因为领导我们的音乐老师极赋编导才能,虽然老师是地主成份,但他的能力无人可以替代。我是红孩子宣传队主要成员,虽然目前的政治旋涡已经把我抛到了角落,老师依然把重要的角色安排给我。
这一天,终于到了去珍宝岛慰问解放军的日子,我背着妈妈起早打好的背包刚刚走进排练室,老师含着眼泪对我说:“革命委员会下了命令,不允许你参加慰问演出。别难过,老师和同学们一直很喜欢你。”
这天晚上,妈妈失眠了。
第二天一早,一位年轻的女子敲开我家的门,她说是代表革命委员会来和我谈心的。她微笑着说:“如果你能揭发你爸爸的错误,学校可以专程把你送到珍宝岛参加演出。”
你让我揭发爸爸的什么错误?
“比如偷听敌台,你家不是有收音机么?”
我不知道什么是敌台。
“就是苏联电台播放的节目。”
我爸爸听不懂苏联话。
“是苏联的对华广播,用的是我们的普通话,仔细想想,那种声音声音柔柔的,低缓的…”
这么说你听过?我没听过这种声音,我爸爸也没听过。
这张美丽的脸突然凶神恶煞的说:“顽固到底死路一条!”斗志昂扬的走了。哎,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(五)
一个飘雪的晚上,妈妈突然把我从睡梦中推醒:“听….”窗外咯吱咯吱的响,我和妈妈抱在一起不敢喘气。好不容易捱到天亮了,我和妈妈一起推开门,看到两串清晰的脚印,院门没开,这两个人是翻过来的。接连几天,有时门拉手上被抹上粪便,有时门被冰块堵住,我只好跳窗户去上学。
从这以后,妈妈夜间不敢睡觉了。我也想陪着妈妈,学着妈妈给我讲故事的样子,给妈妈讲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、《红岩》里的渣滓洞….。可是每天说着说着就睡着了,还是妈妈一个人紧张着。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妈妈喜欢上了酒,而且喝的越来越多,早晨经常醒不过来。家里的屋子也不再整洁,原来漂亮的妈妈竟想不起洗脸,经常坐在那里死死的盯住一个角落发呆。
我突然长大了,会做简单的饭菜,料理必须的家务。哄着妈妈和我一起去抬水,一起去买粮食。
(六)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,是怎样结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。好象从听到一个广播开始,妈妈痴呆的目光突然一亮:“你爸爸快回来了。”
妈妈说的真准,过了几天,爸爸真的回来了。先是到车间劳动,后来恢复工作。妈妈也逐渐好起来,虽然经受不了一点刺激,但我们都非常小心。
我的童年时光就这样在恶梦中溜走,但却顽强的占领着我记忆的空间,时时跳出来扒开已经结痂的伤口。但愿这些文字能释放一下恶梦中的躁动,让那颗已经老去的童心不再滴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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